下半年如何反“内卷式”竞争？
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了清晰的政策信号：在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背景下，聚焦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、推进重点行业产能治理、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。
可以看到，在深入推进“反内卷”行动中，地方政府也成了核心关注的对象。其招商引资行为因何成为治理重点？破除“内卷式”竞争，如何规范政府行为？南都·反垄断前沿就此采访了多位业内专家。
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王先林表示，地方政府需要实现从“内卷”参与者到“反内卷”主导者转变，其本质上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再平衡。这需要打破传统的“GDP 锦标赛”思维，建立“激励兼容”的制度框架，让地方政府在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前提下，通过制度创新、服务优化和区域协同实现高质量发展。
反内卷，需要规范地方不当干预市场行为
2024年7月，中央层面首次提出，要强化行业自律、防止“内卷式”竞争。随着政策的推进，“反内卷”内涵也指向地方政府行为——202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，将“综合整治‘内卷式’竞争，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”。
今年7月1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明确，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，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，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，同时首次提出“统一政府行为尺度” “统一市场监管执法”等基本要求。7月30日，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释放反内卷的关键信号：治理企业无序竞争、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。
8月1日，国家发改委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进一步回应了下半年将如何“反内卷”。国家发改委体制改革综合司司长王任飞表示，当前，一些行业、领域出现“内卷”、无序竞争、市场失序等问题。下一步鸿E配资，要努力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这“两只手”作用结合得更好，发挥好两者的优势。统一政府行为尺度，进一步明确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，治理和防范有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行为和做法。
梳理政策变化，规范政府行为已成为反内卷的一个重点方向。在“内卷式”竞争中，地方政府扮演着何种角色？
在王先林看来，“内卷式”竞争的原因非常复杂，地方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的不当干预，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。地方政府在“内卷式”竞争中扮演了复杂的角色，既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，也可能成为恶性竞争的推手。这种双重性源于政绩考核压力、财政分权制度与市场机制的深层矛盾。
武汉大学副教授周围告诉南都·反垄断前沿，地方政府也是“内卷式”竞争中重要的参与者。地方政府间的“内卷式”竞争是一种低质量、同质化的自我消耗式竞赛，无法带来实质增长。其制度根源在于，以GDP增长为核心的“晋升锦标赛”官员考核模式。当国家战略转向高质量发展后，旧的激励机制与新目标发生错位，导致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而盲目复制产业、竞相“逐底”，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与市场失序。
南都·反垄断前沿注意到，日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，要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。为何聚焦于此？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，哪些行为存在争议？
周围提到，地方政府为争抢项目，采取了制造“政策洼地”、同质化产业布局、设置市场壁垒等典型内卷策略。中央之所以明确规范此类行为，是因为其已引发系统性风险：它不仅加剧地方债务、导致资源错配，更严重侵蚀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根基，破坏了公平竞争环境。
此前接受南都·反垄断前沿采访时，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勇提到，一些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指标的过程中，有意或无意推动了“内卷式”竞争。例如地方招商竞争中，以税收返还、房租减免、数据开放为筹码，诱导平台把订单量落在本地，部分城市把平台订单量纳入“数字经济”考核，客观上给予隐性补贴或数据支持，进一步放大了非理性竞争。“招商中的唯规模论、唯销售额论，也在变相鼓励平台冲量而不是提质。”
王先林则表示，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实施违法违规的税收优惠和财政奖补，“以邻为壑”，互挖存量企业，进行股权投资等，这些选择性产业政策和不当市场干预行为不仅加剧了地区之间的“内卷式”竞争，而且产业布局上重复投资、同质化竞争引起了市场供需失衡，进而促使企业之间开展竞相降价促销的恶性竞争。此外，实行地方保护主义更是阻碍了要素自由流动。
强化长期营商环境建设的考核
反内卷，如何“管”住政府行为？
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要求，“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，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”。
2024年8月1日起施行的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也明确规定，起草单位起草的政策措施，没有法律、行政法规依据或者未经国务院批准，不得给予特定经营者税收优惠，不得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、差异化的财政奖励或者补贴，不得给予特定经营者要素获取、行政事业性收费、政府性基金、社会保险费等方面的优惠等。
“综合整治‘内卷式’竞争既要规范企业的行为，也要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，约束其实施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和不当市场干预行为。”王先林告诉南都·反垄断前沿，地方政府需要实现从“内卷”参与者到“反内卷”主导者转变，本质上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再平衡。
他认为，这需要打破传统的“GDP锦标赛”思维，建立“激励兼容”的制度框架，让地方政府在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前提下，通过制度创新、服务优化和区域协同实现高质量发展。
南都·反垄断前沿关注到，一些地方政府违背公平竞争的不合理招商引资行为，经常导致一些项目在地方“一哄而上”，盲目扩张。为此，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首次提出要 “统一政府行为尺度”。王先林认为，其核心在于将地方竞争从政策优惠的“零和博弈”转向制度创新的“正和游戏”，最终实现从“政策洼地”到“改革高地”的范式跃迁。
黄勇也认为，要深入实施国务院颁布的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，任何涉及平台的补贴、奖励政策须先通过审查，禁止以财政资金支持平台低于成本价促销。要优化地方政府考核指标体系设计，弱化短期经济数字考核，强化长期营商环境建设的考核。
“我们应深刻认识到鸿E配资，整治‘内卷式’竞争与维护公平竞争、建设统一大市场、优化营商环境是相辅相成、有机统一的整体，不能将其割裂开来。”黄勇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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